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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报告中，“好房子”首次被正式写入国家政策。这也标志着，当下的住房市场，正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变为“品质升级”。而今天，中环云悦府以全景央座的上新，回应时代对于好房子的期待，也为中产生活的进阶，提供另一种答案。
近期，国内银行业掀起一轮不动产处置浪潮。阿里资产平台数据显示，11月1日至11日期间标注“银行直供”的房产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4.7%，较上月猛增77.8%。包括建设银行、农业银行、华夏银行等多家银行，以及众多区域性农商行纷纷通过电商平台直接挂牌销售抵押房产。
此次拍卖资产类型涵盖住宅、商铺、写字楼等多元业态，起拍价从最低2.4万元到最高4000余万元形成明显梯度。其中华夏银行沈阳分行挂牌的住宅起始价仅22万元，广东云浮农商行更出现8.02万元起拍的住宅房源，显现出较强的价格吸引力。
某股份制银行法保部负责人透露，四季度集中处置资产旨在“年底封账前尽可能多收回款项”。而业内专家指出，这种从传统To B模式向To B与To C并重的转变，反映了银行对资产处置效率的迫切需求。
1. 银行主动求变
我们确凿在目睹一个历史性的转变，中国的银行，那些我们印象中只管存钱贷款的金融巨擘，正在集体“下场”卖房。
传统认知里，银行的核心任务是资金融通，是那个连接储户与借款人的“超级中介”。但今天，我们必须刷新这个认知了。
当大量的贷款人违约，抵押的房产通过司法程序被银行收回，这些原本记在账面上的“抵押物”，就变成了银行实际持有的“不动产”。不知不觉间，中国的银行体系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“非专业房地产持有机构”。
一个本应轻装上阵、高效运转的资金管道，如今却被动地背负了成千上万套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住宅、商铺和写字楼，这副重担，全部压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上，迫使它们做出改变。
这些被动揽入怀中的房产，对银行而言，是一种“甜蜜的负担”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“冻结的流动性”。
银行的核心业务是资金的流动和融通，它需要的是可以随时放贷、产生利息的现金，而不是一堆需要打理、难以变现的钢筋水泥。
尤其是当下面临净息差持续收窄的盈利压力，持有这些无法生息的不动产，更是雪上加霜。
因此，我们看到银行选择在“双十一”这样的时间点，大规模、主动地在阿里等公开平台上拍卖房产。这一行为的战略意图是：必须将这份“冻结的流动性”解冻，将沉重的“账面资产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、可以重新投放出去的“弹药”。
甚至，哪怕不赚钱，为了求生，为了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下保持自身的流动性和稳健性，也要这样去做。
这里有个特别大的变化。
在过去，银行习惯于将成批的不良资产“打包”打折，转让给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，由后者去慢慢处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银行放弃了资产的最终定价权和处置收益，只为快速剥离包袱。
现在呢？银行选择直面消费者，在平台上公开挂牌销售。
也就是说，银行正在亲手收回资产的“最终定价权”。
广东云浮农商行挂出8万元一套的住宅，华夏银行标价22万元出售沈阳的房产，这些看似“白菜价”的起拍价，其实是很务实的，事实上也是最正常的市场价，而不是被炒起来的价格。
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“破净”定价——其目的不是为了弥补最初的贷款损失，而是为了用足够诱人的价格，在最短的时间内锁定买家、完成交易。哪怕是主动承担一部分账面损失，来换取风险的快速出清和现金流的迅速回笼。
这步棋，下得果断，也下得无奈。
2. 区域性银行成主力
不过，在平台上，我们看到的卖家名单，会发现冲锋在前的，大多是像贵州镇远农商行、通化农商行、甘肃正宁县农信联社这样的区域性中小银行，甚至是遍布城乡的农商行、农信社。
为什么是它们？
问题的核心，根植于一个可怕的“恶性循环”。
多年来，地方性银行的信贷业务与当地经济，尤其是与房地产和土地价值深度捆绑。大量的贷款，都是以企业或个人的房产、土地作为核心抵押物。
当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，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和县域地区房价承压时，这些作为“压舱石”的抵押物，其市场价值正在悄然缩水。
这对银行意味着它们手中最根本的信用保障正在变薄、变脆。
一旦抵押品价值被确认下跌，银行就必须遵循严格的会计准则，从本已紧张的利润中计提更多的“拨备”，也就是风险准备金。这笔钱一旦被划拨出去，就如同被冻结了一般，不能再用于发放新的贷款。
结果就是，银行一边看着赖以生息的资产质量下滑，一边却被锁死了继续输血实体经济、创造新利润的能力。信贷投放能力被压缩，银行的生机也随之被扼住。
这正是我们看到云浮、镇远等地中小银行密集处置资产的底层逻辑——它们比谁都迫切地需要打破这个死亡螺旋，必须赶在抵押品价值进一步衰减前，将其变现，进行一次彻底的价值重估和风险出清。
它们是在与时间赛跑。
另一方面，监管层面的变化也十分迫切。
相信类似“年底封账前回款”的话不是唯一，还有更多我们并不知道的“内部谈话”，或者正在成为重压之一。
自2023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《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》，收紧了不良资产的认定标准，对银行的资产质量提出了更严格、更审慎的要求。
年报窗口，就像一次严格的年度大考，所有银行都必须向市场和监管机构亮出自己的资产负债表。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那些滞留在表上的不良和关注类资产，特别是这些难以流动的非核心不动产，就成了拉低考分的“负资产”。
为了在年报中交出一份更健康、更合规的成绩单，证明自身的风险抵御能力，中小银行不得不抓住四季度的尾巴，加速甩卖。
既是为了财务上的“美化”，也是一次应对监管升级的强制性合规动作。
不加速处置，就可能面临监管评级下调、业务扩张受限等更严峻的后果。
所以，中小银行的这场“卖房运动”，是内忧与外患双重挤压下的必然选择。
内部，是抵押品贬值引发的资本消耗与信贷萎缩的恶性循环；外部，是监管新规带来的时间红线与合规压力。
它们集体涌向拍卖平台，主动出击，绝地求生。
3. 房地产流动分层加剧
当前银行直接挂牌售房，看似是普通的资产处置，其真正威力在于，它正在我们熟悉的传统二手房市场之外，硬生生开辟出第二条价格发现通道，并以前所未有的力量，加剧整个市场的“流动性分层”。
这一过程的核心，是阿里、京东这些线上拍卖平台所扮演的革命性角色。
它们将银行手中分散在天南地北、各式各样的房产——从8万元的住宅到4000万元的厂房——整合起来，变成了一个个标准化的线上交易标的。
只是销售渠道的转变吗？还是在金融层面有更深的影响和变化？我认为是后者。
当海量、非标的银行资产被这样集中、分类、标价展示时，这个平台实质上已经构成了一个覆盖全国、资产类型多元的“类REITs”基础资产池的雏形。它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公开竞价方式，为这些原本难以定价的资产找到了基于市场真实需求的、清晰的价格刻度。
这种“碎片化处置”模式，正是未来可能催生更大规模金融创新的试验场，它预示着不良资产处置正从一门“艺术”转向一门可量化、可流通的“科学”。
而这一切，最终都会像一股强大的寒流，冲入传统二手房市场。
沈阳、云浮等地的例子，便是如此。
它们是由中国最严谨、最规避风险的金融机构——银行——亲手挂出的。这个行为本身，就是对其所在区域房价体系进行的一次公开的、具有公信力的“压力测试”。当持有成本最低、信息最权威的“国家队”卖家开始以显著低于市场心理价位的水平挂牌，它就为整个区域的房产价值设定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“价格锚”。
这个锚点，会像磁铁一样，强力牵引周边个人房东的报价预期，迫使他们直面现实。其结果是，一种梯次向下的价值重估传导链将被启动，加速那些缺乏基本面支撑的地区的房价，向其真实居住价值和现金流价值回归。
有人说，这是加速市场崩溃的诱因，但我却觉得恰好相反，是市场在纠偏，在挤出泡沫，过程却必然伴随着阵痛。
基于此，我们可以预见几个变化趋势：
银行资产处置将呈现“投行化”趋势——未来可能出现银行系不动产管理子公司，专业负责存量房产的运营、改造和证券化，形成新的利润中心。
县域经济风险显性化——农商行密集处置资产的地区，需警惕其对当地信用体系的冲击，这可能引发对区域性金融稳定的政策干预。
个人投资者机会窗口——银行直售房产的折价空间，正在创造特殊的套利机会，但需警惕资产背后的隐性债务和法律纠纷等“陷阱资产”。
所以，这场银行售房潮，本质是中国金融体系对房地产依赖度的强制性降低。它既暴露了存量风险化解的紧迫性，也展现了金融机构主动管理风险的进化能力。
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，更需要关注的是银行资产组合中还有多少“沉睡的不动产”即将苏醒，以及这种大规模资产转移对整体物价体系的深远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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